曹国东想逃离朋友圈，他在想各种办法退出一些无聊的群。
“大多被好友拉入，直接退也伤面子。”曹国东上网找各种“攻略”，最后将自己的群昵称改成了“有人”，“退群显示‘有人退出群聊’，谁知道‘有人’是谁呢，就这样蒙混过关！”
曹国东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老师，带了一届届学生，也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、采风等活动，朋友圈好友近千人。这两年，他越来越觉得，“沦陷在各种杂乱细碎的信息中，简直有些吃不消”。
“真像嫁给朋友圈了”
当了6年老师，做了5年班主任，曹国东是学院的青年教学骨干。他的好友相当一部分是学生。在朋友圈，曹国东可以了解学生的情况和动态，可他也觉得出现了视觉疲劳。
“学生朋友圈发的东西多，可和自己有关联的很少。”他发现，在平常日子，学生发在朋友圈的内容大都是校园生活中的日常，“下场雪，雪景能发好几天”。
在曹国东看来，偶尔发相同或相似的信息可以接受，但校园生活基本是模式化的，经常会出现整屏都是相似的信息，“这是对朋友圈这个多元信息平台的浪费。”
即便如此，经常有学生申请加他好友，曹国东一般来者不拒。
“学生愿意加你为好友，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你的认可。”他明白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愿意加老师的，若拒绝学生，就会影响和学生的沟通交流。
一边不停地加学生入朋友圈，一边沉浸在各种“不痛不痒”的琐碎信息中，曹国东一时也很纠结。
在银川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青年职工广军也有相似的烦恼。平时工作繁忙，回家还要做饭、带娃，但广军还是要抽时间浏览朋友圈。在他看来，身在职场，朋友圈的互动交流必不可少。
“工作时间闲聊少，业余群里说说话，也是一种互相了解。”广军说，平时公司里大家都在忙业务，谈的都是公事，比较轻松的聊天并不多，同事之间缺乏互相了解。
孩子上学中的问题，工作生活中各种离奇的遭遇……诸如此类，往往在工作之余的朋友圈交流和分享比较充分。“如今互联网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如果经常不参与圈交流，感觉被孤立了。”广军说。
“工作之余的交流更有利于同事间互相了解，对工作也有帮助。”广军说，在的交流中，观察了解一个人的待人处事方式、表达习惯，对工作中提高协作水平会有帮助。他作为项目小组的牵头人，也经常用和小组成员探讨问题，“既节省时间，又能敞开说，效果还不错”。
“确实也累人，感觉和工作无法切割。”在广军看来，最好的状态是工作、生活互相分割，下班后“两耳不闻工作事”，能彻底放松下来，“但显然办不到，朋友圈加剧了两者的融合”。
“真像嫁给朋友圈了。”董敏是兰州一家媒体的编委，对于如今“无孔不入”的朋友圈，她坦言有点发怵。
“以前上班就是上班，办公室一坐，就进入上班状态，如今，可真是24小时在朋友圈工作。”互联网时代媒体转型压力大，新闻竞争日趋激烈，抢时间成了日常状态，为了上稿快，自去年来，董敏所在的媒体普通稿件传稿、审稿都在解决，这让她有些吃不消。
“轮上值班，吃个晚饭都要看几眼，怕耽搁时效性强的稿件审核。”吃饭盯稿、睡觉前还在审稿，在家人看来，自从用办公以来，董敏就像走火入魔了，整天盯着手机。
“没办法，吃了这碗饭，就得去适应。”董敏有些无奈。
“有选择地屏蔽是理想的办法”
面对朋友圈的滚滚信息流，一些人选择屏蔽朋友圈信息，以此作为调适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在大学校园，如今很多学生和老师都加了朋友，方便在课余进行交流，可也频频出现互相屏蔽的现象。
“熬个夜，周末出去狂欢一下总觉得有人在盯着，会有老师说这说那。”兰州理工大学大三学生马文斌发现，大一时同学都会加老师为好友，也会经常交流，后来就少多了，甚至会屏蔽一些老师，或者分个组，“就防发朋友圈信息让老师看到”。
“24小时都在老师眼皮下，像回到了中学时代，没一点儿意思。”在马文斌看来，身边同学们将好友分组或直接屏蔽老师的做法也属正常，“毕竟都成年了，都得有私人空间”。
自去年以来，曹国东也会选择性地屏蔽学生。他平时会屏蔽大部分学生，若有需要就在群里交流。与此同时，他也会在学生实习、就业集中的时期取消屏蔽，以便适时掌握学生的出行动态、情绪变化和人身安全等信息。
“交流的信息有相关性时，朋友圈就易于形成强关系。”在曹国东看来，师生平日在课堂上经常能见到，围绕教学有充分的信息交流，属于强关系；正常情况下，课余生活师生信息交集不多，就会形成弱关系，“互相屏蔽给双方空间，双方都能接受”。
“有选择地屏蔽是理想的办法。”在他看来，既然加了好友，直接拉黑太伤人，屏蔽既减少了圈里不想的信息，同时，若有事情可以随时私聊，“对一般的弱关系，这种距离最好”。
曹国东也被人邀请加入一些学术类群，虽然群里很多人都未曾谋面，但他还是经常群里的信息。他认为：“要想在那个圈子混，就得加入这个圈子，及时了解圈子里面的信息”。
曹国东会主动加一些学界翘楚的，并交流专业信息，可他发现有些人也屏蔽了他。“人家觉得被打搅了，谁让我是个无名小‘青椒（青年教师——记者注）’呢！”他理解，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，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。
“虽然网络让信息传播更加扁平化，但核心和专业信息的交流还是在不同层面进行，具有排他性。”曹国东逐渐意识到，“朋友圈就是社交圈，是社会关系的窗口，社会上怎么样，朋友圈还是怎么样”。
80后“时尚辣妈”陈立从事汽车销售工作，这些年来，朋友圈里加了各种客户，这方便了开展业务，也给她带来了困惑。
陈立是周围朋友公认的美女，已成家多年并有小孩，她性格开朗大方，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自己休闲、娱乐、享受美食的状态，经常会引来众多点赞。与此同时，也会经常被不熟悉的朋友问及是否单身，是否有对象，“会有人追着问，很尴尬！”她说。
遇到这样的人，陈立就会屏蔽他，“让他看不见，心里也不产生想法”；如今，对于不太熟悉的申请加好友的人，她会慎之又慎，“实名、印象较深的才会考虑加好友，其他的都置之不理”。
“朋友圈是私人空间，没有必要碍于情面变成‘广告圈’或者‘工作圈’。”陈立说，如今自己经营朋友圈，有些会选择直接拒绝，有些会在添加时限定权限，有些会在加上后选择删除或者屏蔽。
“对朋友圈还是要有点‘洁癖’。”陈立对此深有感触。
“逃离”朋友圈
今年以来，马文斌觉得自己玩少多了，“人人见面都要加，就像QQ一样，这样就不好玩了”。
在他看来，朋友圈社交性能强化，发的信息都是大众化的信息，“不疼不痒，个性的东西越来越少，不带劲”。
马文斌希望看到一些社情民意的多元表达，了解更多社会生活中的多维信息，但他发现，随着朋友圈熟人越来越多，人们的话语方式逐渐“鸡汤”化，评论也四平八稳，信息量在减少。
在兰州，小静和阿芦原本并不认识，因为热爱插花，互相交流渐多，成了闺蜜，她们会把各种精致的插花发在朋友圈，也会发一些参加插花发烧友的活动信息。
小静自认为发朋友圈信息是比较把握分寸的，她会选择发一些美好、向善的内容。一段时间来，她将自己参加各种插花活动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，收到很多朋友的点赞和询问，还发现了一些有相同爱好的人，这令她心情很愉快。
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出现，单位周末加班，加班后大家提议聚餐，小静因为要给孩子做饭就婉言拒绝，可单位同事们却调侃说：“算了吧，人家要去参加高雅的聚会！”领导也面露不悦，小静顿时觉得自己被隔离在同事的圈外。
阿芦遇到了同样的尴尬，她发出很多参加插花活动的照片，“不在乎赢得朋友圈点赞，只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”。可时间久了，不断有同事悄悄问她：“是不是在开辟第二职业？”领导也旁敲侧击地说：“业余生活很丰富，8小时以内更要有热情呀！”
小静和阿芦不想因朋友圈引发是非，她们想逃离朋友圈。“凡是工作内容以外的信息，就要屏蔽所有的同事，建另一个可见的朋友圈。”如今，逃离了同事的，小静和阿芦自称是桃花源人，悠然享受插花之美。
不如小静和阿芦般洒脱，也有人因为逃离朋友圈“未遂”而哭笑不得。
李玲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，女儿已经上中学，班上一名同学的妈妈经营一家月子会所，李玲和这位妈妈一来二往互相熟悉，加了好友。
这位经营月子会所的新朋友在朋友圈很活跃，每天都会发大量如何顺产、怎样催乳、如何克服产后抑郁等信息，时间一长，李玲有点受不了，就屏蔽了她的。
可不久后她惊奇地发现，自己女儿和该同学妈妈也是好友，经常会看她发到朋友圈的各种坐月子信息，还不时会点赞互动。“还得女儿（在朋友圈）的动向，真是想逃也逃不脱！”李玲感叹，“简直哭笑不得！”
曹国东用“有人”这个群昵称，成功从若干群逃出。如今，他改变玩法，每天早上或临睡前会集中浏览朋友圈信息，白天基本不看，“挤出更多时间读书、写作、带娃，靠谱！”
（应受访人要求，文中董敏、李玲为化名）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刘星妤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