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清王朝的时候，皇帝临幸妃子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喜好。如果他看不上，那个这个女子就有可能在宫中等上一辈子。然而，在唐朝，皇帝的81妃嫔都会被临幸，每月到了那么几天，就是皇帝最为痛苦的日子，一夜要连续御九女，持续搞九天，羡煞人也啊。唐朝是个很人性化的王朝，这一点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。在婚姻上，她们如果觉得生活不够美满，可以主动提出离婚，甚至可以协议离婚;在着装上，她们想穿男人衣服就穿男人衣服，想坦露胸部就露胸部，要多开放有多开放。
民间的女子尚且如此，宫里的女子的待遇就更不一般了。譬如在唐中宗的时候，皇帝的妃子可以在宫外建宅子自个儿单住，要零花钱有零花钱，要仆人有仆人，而不必住在皇宫里面天天伺候皇帝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后宫侍寝制度，无论是时间安排，还是人员选择，都堪称人性化的典范。
唐朝的大明宫规模巨大，是明清紫禁城的三倍。地方大了，里面的人自然就会多，别的朝代是后宫佳丽三千人”，唐朝的后宫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佳丽数万。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娘子军”，唐朝统治者实行了品级制，一共八级，与官员的管理模式异曲同工。皇后贵为国母，与皇帝一样独一无二，无需划入品级制度，至于其他妃嫔等级如下：
正一品为夫人，包括：贵妃，淑妃，德妃，贤妃四类;
正二品为九嫔，包括：昭仪，昭容，昭媛，修仪，修容，修媛，充仪，充容，充媛;
正三品为婕妤，正四品为美人，正五品为才人，这三个等级人数均为九人，合在一起统称二十七世妇;
正六品为宝林，正七品为御女，正八品为彩女，这三个品级的人数均为二十七人，合称八十一御妻。
根据品级的不同，各级宫妃享受的待遇也不同。第一等的夫人是除皇后之外最高等级的人，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，服侍她们的人包括数目庞大的随侍女官，宫女，针黹妇，杂役等等，加上负责后宫炊事用度的宫女，比一个宰相府的人还要多。另外，还有一些工作是宫女们不能胜任的，于是就出现了由太监们充当劳力的如下机构：
掖庭局：主要负责掌握后宫簿籍;
奚宫局：负责管理后宫的疾病以及死亡;
内仆局：这个机构比较有趣，主要负责后宫的照明系统，当时的照明用具是蜡烛，所以他们就负责管蜡;
宫闱局：这个是最忙的部门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处，事无巨细，全要操心，包括有掌扇、给使等等职务;
内宫局：类似于今天的财务部门，负责仓库及出纳。
除了这五大局外，为了把这些美女们养得白白胖胖的，皇宫里还设置了内侍省，共有内侍(长官)四人，内常侍六人，内谒者，监六人，内给事八人，谒者十二人，典引十八人，寺伯二人及寺人二人。他们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，负责培训、考核宦官，保证向后妃们提供一流的服务。
太监宫女们伺候后妃，后妃则伺候皇帝。她们的伺候时间集中在晚上，为了体现人人有份，又兼顾尊卑有别，皇帝每月的夜生活安排是按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安排的：每个月的前十五天，月亮越来越圆，而后十五天则渐渐变缺，所以呢，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御妻一直轮到最高的皇后，而十六到月底前则反过来由地位高的轮到低的。其中，皇后的福气最好，可以在十五、十六独占皇帝两天。
而数量最多的八十一个御妻只能在每月二十二到三十的这九天里，每九个人共同伺候皇帝一夜。
可怜的皇帝们白天忙政务，晚上忙御妇，一夜九人，而且要连续九天，那种痛苦是常人很难体会的。不过这也正体现了唐朝的人性化，试想在清朝，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随意翻牌子，如果他看不上的女人，一辈子都等不到见面的一天。有清一代，不知道多少女子在皇宫里守了一辈子活寡。
而唐朝的轮岗侍寝制则取消了皇帝的选择权，使每一个女子都有机会得到温存，不管皇帝本人愿不愿意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。
唐朝曾因一个营妓而引发一场国难?事情发生在公元785年，唐德宗准备封大臣张延赏为宰相，然而在拜相诏令即将下发之时，当时的“天下第一名将”李晟跳出来反对，言辞激烈，德宗只得作罢。为何李晟要反对张延赏拜相?说白了，就是因为一个营妓。这个妓女生于何年、死于何月，是倾国倾城、风华绝代，还是能歌善舞、精通书画，史书均无记载，甚至连李晟、张延赏二人与其发生关系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她叫高洪，是成都军营里的一名妓女。
六年前，张延赏还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(相当于军区司令)的时候，吐蕃和南诏联合进犯西川。当时的李晟也是节度使，受朝廷委派，从别处赶来西川，刚来时，张、李二人主客关系处理得不错，相处还算融洽。但是很快，李晟在带兵打仗、捍卫国土之际，阴差阳错地认识了高洪，稍后，李晟抓住机会，率军出击，很快大获全胜。趾高气扬的李晟凯旋时，偷偷带上了高洪，但保密工作没做好，事情让张延赏知道了。张气得暴跳如雷，立刻派部队将高洪追回，高洪本就是张延赏的，李晟不得不给，人是要回来了，但是李、张二人的梁子由此结下。于是当皇帝要拜张延赏为相之时，已身为中书令(名义上的宰相)的李晟坚决反对，由于他强大的影响力，反对有效。
这件事使得李、张二人的感情自然更加“深厚”，一个营妓引发了两个男人的冲突，如果这两个男人都是普通百姓倒也罢了，问题是这两个男人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这个时候，李、张二人的老板唐德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。
德宗知道自己的两个得力助手不但面不和，心也不和，多多少少感到压力，就一直寻找机会想摆平此事。一次宴会，德宗又跟李晟、张延赏二人说了一通“夫妻和则家兴，将相和则国兴”的大道理，看着二人似乎上套了，就拿出一段非常名贵的绸缎，让二人分别系上，以表示和解。
既然皇帝出面了，用绸缎打个结又不费多大功夫，于是二人都照办了。李晟意犹未尽，拍拍胸脯大嚷：“为表示诚意，我愿和张大人结为亲家。”皇帝一听非常高兴。可是张延赏却远远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风度——他断然拒绝!李晟和皇帝面面相觑。
矛盾不但没有化解，反而严重恶化了，照理说，作为领导的唐德宗，如果想继续重用二人，今后还得努力做一番协调工作，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他不但没有。而且在将相相争时还袒护张延赏，或许因为他看张延赏比较顺眼吧。
既然将相无法和平共处、互惠互利，他就应该明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应该将“鱼”置于他处，绝对不能使其影响“熊掌”发挥正常功能，可是很遗憾，他也没有这么做。最后，张延赏还是成了宰相。
在对吐蕃的战争中，李晟不断获胜，但是由于德宗对李晟功高震主的疑虑以及张延赏的谗言，李晟的虚衔不断被拔高，然而实权不断地被剥夺，多数时间里只是按时朝见而已，山呼“万岁”之后便靠边站了。
对于这种将相不和、君猜臣忌的情况，敌人的嗅觉往往是最灵敏的，机会不容错过!吐蕃遂派遣使者向德宗请和，李晟坚决反对，理由是凭他几十年的经验，深知“戎狄无信，不可许”。宰相张延赏则抱着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”的信条，极力驳斥李晟的意见，主张和谈。
德宗呢，他素来对吐蕃抱有好感，而张延赏又素来是他最亲密的战友，自然同意会盟，可是就在双方相见，歃血盟誓，然后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、载歌载舞的时候，吐蕃突然撕下化装舞会的面具，把唐朝官吏抓的抓、杀的杀，唐军措手不及，几乎全军覆没，血流成河。
悲讯传来，张延赏又怕又羞，一病不起，不久即一命呜呼。经此一劫，唐朝损失惨重，以至于在此后好几年里，尽管有李晟等战将拼命血战，唐朝对于吐蕃的侵犯还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。德宗悔恨交加，郁郁不得终日。
一名营妓，自然卑微不足挂齿，但两名朝廷最有权势的大臣因为她的原因而交恶，进而影响了国家政治、军事，酿成了巨大的灾难，千百年来，无数士人为此扼腕叹息!李晟、张延赏二人不断地受到人们的指责，作为事件的当事人，他们无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