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，即公元前189年，“令民得卖爵”(《汉书》)。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时，由于边塞缺粮，便采纳晁错的建议，以爵换粟，充实边塞，“文帝从错之言，令民入粟于边，六百石，爵上造;增至四千石，为五大夫;万二千石，为大庶长”(《汉书·食货志》)。
东汉桓帝刘志(也就是刘宏的上任)时，也曾“卖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、五大夫钱各有差”(《后汉书·桓帝记》)，卖的官爵种类大增，包括关内侯、虎贲郎、羽林郎、五大夫等，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，不过这还都是些级别偏低的小官。
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，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，他把本就疲敝的国库吃光造净后，开始公开出售官职，先是“卖关内侯，假金印紫绶，传世，入钱五百万”(《后汉书》)，尝到甜头后，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。
“开西邸卖官，入钱各有差”(《通鉴》)，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(单就卖官来讲，也是一种公平，毕竟油水不同)，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，也一律明码标价，公开出售，“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”(《后汉书》)。
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，什么都能卖，如果买的人多，竞争激烈，则投标竞价，价高者得。官位的标价，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，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，标价就是两千万钱，年俸四百石的官位，标价就是四百万钱，“二千石二千万;四百石四百万”(《通鉴》)。
之后刘宏“于西园立库以贮之”(《通鉴》)，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，专款专用，全由自己挥霍，这和现在有些人偷偷在海外设户头性质差不多，所不同的是：人家刘宏可以明目张胆的来。那么，年俸两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?
在我国古代，官吏按照级别的不同，从朝廷领取一定数量的钱或物，称为“官俸”，或者叫“俸禄”，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发的工资津贴。各朝代各个时期发给官员的“俸禄”也不一致，或发银两或给土地，也有给实物的，如盐、帛、丝等，但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，还是用米或谷等粮食作为俸禄。
在林甘泉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经济通史·秦汉经济史》一书中，考证汉代1石等于27市斤粟，那么二千石就是5万多斤粮食，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(汉时全国分13个州部，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)，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，郡以下设县，万户以上的设县令，万户以下的设县长，都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。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，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。
由此看来，在当时就是做个县长也得花上三五百万钱，那么这三五百万钱的概念又是多少呢?古代的铜价是比较贵的，因此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，东汉的“钱”依旧沿用汉武帝时的“五铢钱”，此钱即为铜质，径25厘米，重五铢(约35克)。
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当时的米价，每石20文至80文钱不等，又1石等于27市斤粟，那么平均下来一文钱大概能买半斤米。按现在的米价，1块钱1斤米(这是动态的，物价这玩意谁也吃不准)，若换算成人民币，大约汉时的2文钱，相当于现在的1元人民币。
那么，县长一职，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两三百万，如果搁现在，这点钱根本就不叫什么了，还不给哄抢了呀!但在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，应该说，这官卖的也的确够贵的，毕竟古时的经济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是再便宜，咱老百姓也买不起。最后由于官价太高，这买卖到后来也不好做了，官价开始有些缩水。
《后汉书》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，很有意思，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(三公之一)，“入钱五百万，得为司”，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，灵帝很兴奋，于是在册封这天，亲临殿前，以示重视。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，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，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：“悔不少靳，可至千万”，说咱这买卖亏了，就是让他出一千万，这老小子也得出。
亲信的回答更雷人，“崔公冀州名士，岂肯买官?赖我得是，反不知姝邪”，说他能出五百万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像崔公这样的名士，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，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，您就知足吧。事后，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，他儿子对他说，“论者嫌其铜臭”，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，“铜臭”一词就是打这儿来的。
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，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，造福一方的。投资就想要有回报，他们为了捞回本钱，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去搜刮、盘剥百姓，不择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钱，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，形成恶性循环，这样的社会现实，让当时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，所谓“卖官受钱，天下忠笃之士怨望”(《后汉书》)。
再加上汉灵帝荒淫无道，朝中宦官弄权，朝纲败坏;朝外上行下效，穷其能事，于是全国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，再加上汉灵帝为政期间，全国又多发地震、水旱蝗灾、流行病疫，一时间民不聊生，只得揭竿而起了。
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皇帝荒淫无道，大臣们就开始买官卖官，整个社会风气一片混乱。这种现象的受害者只会是老百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