赫大卿为人风流俊美，专好的是声色二事。赫大卿在庵内玩弄四位尼姑的同时，却被四位尼姑玩弄的“自觉身子困倦，支持不来，思想回家”。四位尼姑为了能长久拥有赫大卿，“把(赫大卿)头发剃的一丝不存”，无奈之下，赫大卿只好“做尼姑打扮，住在庵中，昼夜淫乐”，最终“死在牡丹花下”。
尼姑也是人，是人就有七情六欲。武柴人可以还俗，奋进至一代女皇武则天，偶有尼姑做出淫*之举，也情有可原，但是，作为一名受戒的尼姑，偶尔尝尝鲜也就罢了，在把赫大卿折磨的乐也思蜀的时候，本应让赫大卿离去，然而，却抵挡不住性的诱惑。
在佛教经典中，一般称尼姑为“优婆夷”，民间则俗称“师姑”。而在明代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，则称之为 “尼僧”或“尼姑”。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：“凡寺观庵院，除见在处所外，不许私自剏建增置，违者杖一百还俗，僧道发边卫充军，尼僧女冠入官为奴。洪武六年(1373)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，不许为尼姑女冠”。嘉靖六年(1527)奏准，“尼僧道姑，发还原籍出嫁。其庵寺房屋土地，尽数入官。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“尼僧”或“尼姑”之例。
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、皈依佛门的出家人，理应不再留恋红尘，并与世俗隔绝，在庵院中与青灯、佛卷、木鱼为伴，过一种清修的生活。从明代的史料记载来看，在整个尼姑群体中，确实不在佛教经典中，一般称尼姑为“优婆夷”，民间则俗称“师姑”。而在明代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，则称之为“尼僧”或“尼姑”。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：“凡寺观庵院，除见在处所外，不许私自剏建增置，违者杖一百还俗，僧道发边卫充军，尼僧女冠入官为奴。洪武六年(1373)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，不许为尼姑女冠”。嘉靖六年(1527)奏准，“尼僧道姑，发还原籍出嫁。其庵寺房屋土地，尽数入官。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“尼僧”或“尼姑”之例。
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、皈依佛门的出家人，理应不再留恋红尘，并与世俗隔绝，在庵院中与青灯、佛卷、木鱼为伴，过一种清修的生活。从明代的史料记载来看，在整个尼姑群体中，确实不乏恪守佛门规矩之人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，③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，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局蹐于庵院一隅，而是走出庵院，进入民间，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，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。更有甚者，尼姑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，恋世情结日深，宗教情感日淡，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“淫尼”。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，更是明代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。
一、尼姑出家：逃避还是宗教虔诚
在论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，不妨将明代官方对尼姑出家年龄所作的规定稍作梳理。关于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，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规定，并与男子出家为僧的年龄限制大有差别。洪武六年(1373)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，不许为尼姑女冠”。建文三年(1401)，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。
与此相应，明朝廷对男子出家的年龄限制却大有不同。如洪武二十二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年二十以上者，不许为僧”。换言之，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。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为僧。这种在年龄上的两反规定，究其用意而言，显然就是为了使尼姑、僧人能安于清修，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。
需要引起的是，自明代正统以后，出家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规定。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庙中，私自剃度为尼的妇女日渐增多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这些妇女“有因不睦六亲，弃背父母夫男，公然削发为尼”。可见，其中女尼的来源，既有已婚的妇女，亦有未婚的少女。究其出家的原因，显然很多是因为家庭内的矛盾。每当遇到令节或每月的朔望，她们在寺院内传经说法，“诱引男妇，动以千计，夜聚晓散”
在说到尼姑的来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，不妨对整个僧侣集团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讨。清初人尤侗论僧尼出家的原因道：“今日僧尼，几半天下。然度其初心，愿不及此。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，下者谓饥寒驱迫，不得已而出此。或幼小无知，父母强而使之，及其中道而悔，无可如何者多矣。”
从上面的阐述不难发现，僧尼出家，大多不是出于“初心”，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，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。如果转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，那么明末清初人陆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称一针见血。他说：“每见人家妇女，或丧夫，或无子，即有夫有子，而别有不得已，辄忿然出家，薙去其发。
这就是说，在出家为尼的群体中，多为“丧夫”或“无子”的妇女。至于那些“有夫有子”的妇女出家，她们的出家当然有其“不得已”之处，只好“忿然出家”。一句“忿然出家”，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态。当然，节妇、贞女出家为尼更是当时的世风。
正如陆衡所言：“女子不幸而失所，天不再醮，礼也……尝有缙绅之家，许嫁而未婚者，偶值其变，父母翁姑好名，高谈守节，强其女从之，非不传誉一时，其如青春难度，白日无聊，每借焚修之计，以出家为上策。未几而祝发矣，未几而尼姑为伴伍矣，未几而参善知识矣，名刹听讲，禅房卧宿，肆焉无忌。”女子丧夫，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节妇”。许嫁而未婚，未婚夫一死，也被迫守节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贞女”。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，但时日一久，青春难度，白日无聊，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。
妇女为了守节而出家为尼，在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，试举三例如下：其一，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，在震泽镇观音桥内。明隆庆年间，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。据吴名函《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》云：“忠，武林人。在任病亡。其妻毛氏哀毁过礼，结庐矢志，事死如生，依倚为尼，而居者焚修日盛。”
其二，苏州府昆山县灵峙庵，旧名水月庵，明万历末年念印禅师开山。念印禅师，是举人傅冲之妹，归有光之儿媳。傅氏年19而寡，于是剃发径山，募置马园蔬圃为兰若，初构三楹，继建禅堂、韦驮殿、净业楼、二桂堂。崇祯十五年(1642)示寂，塔葬于放生池北。念印禅师有弟子三人，均为士大夫家族女子。一位是顾文康公六世孙女，字仁风;一位是张泰符女，字无歇，一位是钱约斋女，字妙光。
其三，苏州府昆山县胜莲庵，在许墓塘北。顺治初年，无歇恒禅师所建。无歇禅师，张泰符的长女，嫁给诸生戴襄，进士徐扬贡元配之母。崇祯九年戴襄死，张氏成为守节的寡妇。崇祯十七年，明朝灭亡，张氏弃俗出家，传律华山，嗣法灵隐，以禅律教诫尼众，其道行为诸方所推重。无歇禅师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禅师的弟子。胜莲庵原本为无歇禅师外祖.
当然，在明代的尼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者，明代名僧莲池大师的妻子汤氏即为一例。莲池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，他的出家时间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(1565)。
莲池夙志方外，鉴于父母尚在，不敢离而出家。父母双亡之后，就力酬所愿，当时其妻子汤氏才19岁。再加之前面的儿子殇亡，为此“忆子舆之规，疑未决”。莲池已而念风灯石火，时不我延，毅然薙染出家。他的妻子汤氏则回到娘家，与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，斋戒禅诵。不久，其母亡故，汤氏孑然寡居。当时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，最后选中三侄文彬。不久，汤氏亦脱簪珥为尼僧。出家之前，对嗣子文彬说：“兹无所事，后不后我，固无害。彼生而养，死而服、而殡、而祭，世法也。吾学佛，存资钵衲，殁归(门中者)维耳，夫何求哉!”为此，将所有田产房屋散给群侄，而将自己的住宅分给嗣子文彬。至于汤氏自己，则“从邻僦舍，绳枢蓬门，夕灯晨香，阒如也”。汤氏出家为尼之后，法名袾锦，与莲池一同师从关中南五台性天和尚。
上面的这段史料记载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，即汤氏出家，虽因其丈夫出家而成为事实上的寡妇，但从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觉悟，当然亦与莲池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。
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条文中，对尼姑犯奸有惩治条例。如弘治七年(1494)，明孝宗下令，“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，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，满日发落”。即使如此，在明代的女尼中，还是出现了与世间俗人私通的现象。如饶州有一女尼，与士人张生私通，最后还嫁给了张生。有人专门就此事赠一诗，云：“短发蓬松绿未匀，袈裟脱却着红裙。于今嫁与张郎去，羸得僧敲月下门。”
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?究其原因，有些尼寺，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姬妾出家之处，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削发之尼，难免尘根不断，甚至做出与人淫乱的丑事。如北京英国公宅东有一尼姑庵，就是他家退闲姬妾出家之处，门禁相当严慎，一般之人也不敢进入。但并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严厉的门禁，有些也并不禁止一般男子进入礼拜。这些男子进入尼寺之后，就不免为里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，甚至被人养在寺中，直至死亡。
这决不是虚言，完全可以拿发生在永乐与天顺年间的两件事情加以证实。永乐年间，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时，在寺里发现了缠棕帽，帽上还有水晶缨珠。工匠就将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，被主家发现而告到衙门。官*员在审问此案时，问工匠珠子的来处，工匠就如实交代，才知有一少年因为偷入尼寺，而为纵欲尼姑所留，最后死于色欲。为了隐瞒事实，尸体无法运到外面，就只好将其肢解，埋在墙下。
又天顺年间，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，闲来出游，七天没有回家，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其实，也是到了一所尼寺，被群尼所留。每天早上，尼姑开门出去，到了晚上再偷偷携带酒肴回到寺中，与这位举人饮酒取乐，所以根本无人知晓。一天，举人起了惧怕之心，于是跳墙出来，已是“臞然一躯矣”，身子瘦得令人难以相认。